61期~德国总理默克尔送给中国的绘制于1735年的中国地图(上)

2014年3月底,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宴请到访的中国领导人时,赠送了一幅绘制于1735年的“中国地图”,默克尔称:“这是德国绘制的第一幅精确的中国地图。” 这,就是德国人约翰·马蒂亚斯·哈斯所作的《 REGNI SINAE vel SINAE PROPRIAE Mappa et Descriptio Geographica》,此为地图刊印时所用的拉丁文,中文大意为《中华帝国或中国正确的地图及地理描述》

61期~德国总理默克尔送给中国的绘制于1735年的中国地图(上)

约翰·马蒂亚斯·哈斯所作的《 REGNI SINAE vel SINAE PROPRIAE Mappa et Descriptio Geographica》

在地图的右下角我们可以发现,除上述标题外,还注有一段说明,中文大意为:“此图,乃康熙帝下令由耶稣会传教士赴各省所作分省图汇编而成。随杜赫德的杰作首次公之于世,法国皇家地理学家唐维尔缩减为此版本,现按恰当的投影法重绘。——数学教授:约翰·马蒂亚斯·哈斯制。出资发行:霍曼公司。”

61期~德国总理默克尔送给中国的绘制于1735年的中国地图(上)

地图的右下角还注有一段说明

寥寥数语,却包含了制图师、出版公司、地图原版出处、康熙大帝与耶稣会交集的历史等极其大量的信息,就让我们来一一为您解读。

一:此地图的德国制图师及德国出版商:

该图出版商霍曼公司(拉丁Homannianorum Heredum,英文Homann's heirs,1730-1848),和制图师约翰·马蒂亚斯·哈斯(拉丁IOH MATTH HASII,英语Johann Matthias Hase,1684-1742),以今日的标准来说,都属于德国人。

出版商的名字,翻译成中文意为“霍曼的继承者们”,该公司的创始人约翰·巴佩斯特·霍曼(Johann Baptist Homann,1664-1724)也是一位德国的地图学家、雕刻师、出版商,他出生于今日巴伐利亚州南部的Kammlach小镇,1687年在纽伦堡皈依新教。霍曼先后在维也纳、纽伦堡、莱比锡等地从事地图绘制、雕版等工作,他的一生创作过二百多幅各类地图,并于1715年在柏林当选为皇家科学理工学院的会员,是查尔斯六世(Charles VI, 神圣罗马帝国 哈布斯堡王朝的末代皇帝)的御用地理学家,慕尼黑的名人堂曾立有霍曼的塑像,但毁于二战期间,今日只剩下一个铭牌讲述着曾经的荣耀。1702年,霍曼在纽伦堡成立了自己的地图印刷和销售公司,在同法国和荷兰地图出版商的竞争中,靠价格优势成长为十八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地图出版商之一,该公司在霍曼父子两代人的手中一直经营到1730年。父子均离世后,其他股东和董事以“霍曼的继承者们”的公司名号又继续运营了一百多年,期间一度成为德国地图出版行业的翘楚。

61期~德国总理默克尔送给中国的绘制于1735年的中国地图(上)

霍曼肖像 Homann,_Johann_Baptist_(1664-1725)

此地图的作者哈斯,出生于德国的奥格斯堡,作为一名数学教师的儿子,估计小哈斯没少受到父亲“奥数”般的启蒙教育,他于1704年进入莱比锡大学,作为沃尔夫的弟子钻研于代数,1707年又获得了哲学硕士的学位。之后他以教师职业为生,但仅靠教授数学课几乎让他的生活难以为继,不过很快他又有机会回到了莱比锡大学,作为哲学系的助理教员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地理、天文学和制图工作。1720年,在沃尔夫的引荐下哈斯获聘为维滕贝格(Wittenberg)大学的数学教授、并兼任哲学系助理教授。正是在这里,哈斯将数学视为了自己毕生的工作,他重视以实践为导向的数学教学,尤其在天文学和地理学领域,哈斯的身体力行也表明了这一点。他“出于数学和历史的原因”,首先开始改进德国人的地图;他的论著推进了“极射赤平投影”在地图实践中的应用,他出版了欧洲、非洲、埃及、叙利亚等地的地图,在同霍曼公司合作出版的那个年代的世界地图中,甚至描绘了西澳大利亚(当时称新荷兰,整个澳洲大陆轮廓尚未探索完成)海岸线正确的经纬度。哈斯在大学的讲座除了数学以外还扩展到了数学地理学、天文学等领域,他的地理讲座包括了历史政治地理学,包括神圣罗马帝国和各大洲的历史政治地理、现代德国地理以及历史地理学等。一个数学教师,逐渐在地理学的领域也变得举足轻重起来。今天,在月球上有一座环形山被命名为“哈斯”,正是为了纪念这位地理学的先驱。

二:关于此地图背后的法国制图师及法国汉学家:

虽然,默克尔总理所说“这是德国绘制的第一幅精确的中国地图”或许是正确的,但没有任何资料表明,上述两位德国的杰出人士曾经来到过中国,而制作此图的“源信息”,正如哈斯在标题中所述:来自法国皇家地图师唐维尔及法国汉学家——杜赫德——的大作。

杜赫德,全名Jean-Baptiste Du Halde,1674年出生于法国巴黎,是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,他最著名的作品,就是1735年出版的、翁文灏译为《中国地理、历史、政治及地文全志》一书,,英文译本翻译过来的书名则“通俗”的多——《中国通史:包括对中华帝国、中国鞑靼、朝鲜和西藏地理、历史、纪年、政治及自然的描述以及其风俗、习惯、礼仪、宗教、艺术和科学的特别而准确的记录并配有珍奇的地图和各种铜版画》1。它的出版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,同时代的法国文学泰斗、“法兰西思想之王”伏尔泰曾这样评价到:“虽然他(杜赫德)没有离开巴黎,也不懂中文,但,基于与同僚修士们的沟通,他给出了这个世界上对中华帝国最广泛的、最好的描述。”

1.《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,Historical,Chronological,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Empire of China,Chinese-Tartary,Corea and Thibet Including an Exact and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ir Customs,Manners,Ceremonies,Religion,Arts and Sciences the Whole adorn'd with Curious Maps,and Variety of Copper Plates》。

61期~德国总理默克尔送给中国的绘制于1735年的中国地图(上)

《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、历史、编年纪、政治和博物》杜赫德 1736年版本 第一卷 封面

这本对中华帝国百科全书般的作品,几乎包含了对中华文明各个方面的记录与思考:皇帝和政府、军队和警察机构、贵族、农业和手工艺品、“天才”、“辉煌”的哲学、宗教、伦理和仪式、科学和医学、金钱和商业、语言和书写系统、瓷器的制造和蚕的繁殖。还有一个关于白令海峡的摘要,并且第一次描述到阿拉斯加。这本书很快被翻译成了欧洲多国语言并广为流传。其英文译本出版于1738年,被视为是几代英国人对中国文化狂热的根源。

在杜赫德的这本著作中,法国皇家地图师唐维尔是书中附图的主要绘制者,42幅地图都出自安维尔之手。而有多个资料表明,唐维尔与西方在华传教士关系密切,他的中国地理数据大多来自于这些传教士。

唐维尔,原名 Jean-Baptiste Bourguignon d'Anville(1697-1782),有时也写作Danville,他在21岁时就被任命为法国皇家的地理学家,并同奥尔良公爵家族保持了近四十年的联系,获得后者的许多资助与支持。他制图繁多、收藏地图及手稿也很广泛,他的藏品在其去世后捐赠给法国国王并辗转流传到今世,甚至丰富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。为了纪念他,巴黎市政厅门面上的杰出人物之一就有他的画像、加州、魁北克和福蒙特州的唐维尔市、巴黎的唐维尔大街都是来自于他的名字。

他一生大概制作了211幅世界各地各区域的地图。受法国汉学家杜赫德所託,参考康熙《皇舆全览图》2製作了的所谓《中国鞑靼西藏全图》,被收入杜赫德1735年出版的《中国通史……》中,也成为唐维尔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。凭藉着这套十八世纪欧洲最流行的介绍中国的巨著风行于世,直到十九世纪初,唐维尔的中国地图一直是西方关于中国及邻近地区地理的标准来源。

2.德国学者福克司认为,唐维尔的地图参考了三种《皇舆全览图》的版本,一是1717年的木刻本,包含28张图;二是1719年雕刻的铜版地图;三是1721年的木刻本,32幅。康言(Mario Cams)最近的研究也证实,唐维尔关于中国十五省的地图完全是照着1718年的木刻版本绘制的,但是有的居民点没有标注地名,可能是杜德美当时没有翻译出来;鞑靼地区的地图主要参考了1719年铜版地图,其中与表示该地区的十一块地图完全吻合。

61期~德国总理默克尔送给中国的绘制于1735年的中国地图(上)

唐维尔的中国地图1735年 德国人哈斯的中国地图的原图

唐维尔和哈斯不光在地球上有“传承”,在月球上二者也有交集,月球上被命名的众多环形山之中,就有他们二人的名字。

三:此地图真正的“制图师”:康熙大帝!以及那些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们。

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,这幅地图,无论是其德国制图师、德国出版商,还是“源地图”的法国耶稣会教师、法国制图师,都没有亲历过中国,这幅中国地图原始的测绘工作及地理数据,都指向了当时中国大清王朝的康熙大帝、以及他那个“中外合作”、耗时十余年的全国地理测绘及制图工程。

康熙,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,也是文治武功、雄心大志的一代雄主,在他的治下,西方先进的代数、几何、天文、医学及科学技术得到推崇和应用,其代表性的事例,就是《皇舆全览图》的测绘与刊印。康熙四十六年(1707年)起,大清帝国先后委任一众耶稣会士、并中国本朝学者何国楝、明安图等人,运用当时先进的经纬图法、三角测量法、投影技术等西方科学方法和仪器,实测全国六百四十多地的经纬数据,重新绘制全国地图,测绘地点遍佈全国,规模之大,耗时之长,前所未有。“康熙间,圣祖命制皇舆全览图,以天度定准望,一度当二百里,遣使如奉天,循行混同、鸭绿二江,至朝鲜分界处,测绘为图。”这是《清史稿》列传七十中的初始记载。这项浩繁的工程一干就是十余年,其范围也远不止“朝鲜分界处”,最终,地图覆盖的范围东北至库页岛(萨哈林岛),东南至台湾,北至贝加尔湖,南至海南岛,西北至伊犁河,西至列城以西,在后期版本中西藏边境甚至标注出了朱母郎马阿林(珠穆朗玛峰)。因其时准噶尔部之乱,新疆一带未能详细详绘,其后直至乾隆帝两次遣专人详查后方得以补全。

该图1717年初成,出木刻板,清史稿记述到:“康熙五十八年(1719年),图成,为全图一,离合凡三十二贞,别为分省图,省各一贞” 。但是,对于康熙帝来说,进行全国山河版图的测绘,又岂止十年之功,在同年阴历2月12日,内阁蒋廷锡进《皇舆全览图》时康熙上谕曰:“朕费30余年心力,始得告成,山脉、水道俱与禹贡相合,尔将此全图并分省之图与九卿细看,倘不合之处,九卿有知者,即便指出。”

61期~德国总理默克尔送给中国的绘制于1735年的中国地图(上)

《皇舆全览图》分省图之盛京地图

在此图测绘编制的过程中,一些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参与其中,16世纪以来直到18世纪的200多年间,西方的传教士在中西交流中,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,以1580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的到来为标志,拉开了传教士来华的大幕。据统计,到清初的1664年,仅耶稣会来华传教人数已累计82人。

参与到《皇舆全览图》工程中的西方传教士们主要有:雷孝思(Jean Baptiste Regis,法国)、白晋(Joachim Bouvet,法国)、冯秉正(Joseph-Francois–Marie-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,法国)、杜德美(Pierre Jartoux,法国)、费隐(Ernbert Fridelli,奥国)、山遥瞻(Guglielmo Fabre Bonjour)、汤尚贤(Pierre-Vincent de Tartre,法国)、麦大成(Joannes Fr. Cardoso,葡萄牙)、德玛诺(Rom. Hinderer,法国),张诚(Gerbillon Jean Franois法国)等人。

这些熟悉西方先进地理学测绘方法及仪器的传教士们,在风餐露宿、跋山涉水、艰难困苦的野外测绘作业中,为了“科学和天主教的双重信仰”而忘我工作。他们对这个“中国国家工程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、乃至牺牲,比如山遥瞻,就因劳累过度且受到瘴气的侵袭,而不幸在云南边境孟定殉职;康熙54年(1715年)雷孝思前往云南,以完成山遥瞻的未竟事业。从云南归来时,费隐也病倒了,雷孝思又代替他测绘贵州地图,并奉命完成了湖广地图的测绘。雷孝思,其名字的典故出自《诗经》“永言孝思,孝思维则”,他用拉丁文翻译的《易经》更是风靡欧洲。这位法国传教士为大清王朝服务四十年,于1738年11月24日在北京离世,从1698年跟随白晋踏上中国广州的土地起,终身都没有再回到他的故乡法国。1707年,传教士之一的张诚卒于北京;1724年2月,汤尚贤卒于北京;1730年6月28日(雍正八年)白晋也卒于北京,享年74岁,……,他们中大部分人的遗体都安葬在了北京正福寺墓地。

除了参与到测绘与制图之中,《皇舆全览图》在东西方之间的交流,也离不开这些耶稣会的传教士们,资料表明,上述的法国皇家地图师唐维尔,就同法国在华传教士有着紧密的联系,而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更是将此图的详细信息在1723年直接带回到欧洲。

马国贤,原名Matteo Ripa,意大利那不勒斯人,也是耶稣会的传教士,他于公元1710(康熙四十九年)抵达澳门,随之北上京师在宫中供职。公元1713年(康熙五十二年),马国贤根据中国画家的原画,铜版刻制了一套《御制避暑山庄图泳三十六景》版画, 很得康熙皇帝的赏识。马国贤后来还与其他的欧洲传教士共同以铜版印制了《皇舆全览图》,并应康熙帝之邀传授雕刻铜版技术,据说这也是西方铜凹版印刷术传入中国的开端。

61期~德国总理默克尔送给中国的绘制于1735年的中国地图(上)

马国贤 原名Matteo Ripa

此图,在中外地图发展史上,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,在当时世界地理学领域也属于非凡的成就。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绘有经纬网的全国地图,自清朝中叶至中华民国初年,国内外出版的各种中国地图基本上都源于此图。

(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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