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多狂士,他对北大学子说:敝人对《狂人日记》的理解比鲁迅深

原标题:民国多狂士,他对北大学子说:敝人对《狂人日记》的理解比鲁迅深

近代中国的民国时期,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,在这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,由于新旧文化的激烈碰撞,不仅涌现出各种思想,也涌现出了许多颇有“魏晋风度”的“狂士”。

其中,“京派文学”鼻祖、周作人弟子废名便是一位比较“狂”的名人。

废名(1901-1967年),原名冯文炳,湖北黄梅人。童年时家乡的枫柳、沙滩、小桥流水,县城外的四祖寺、五祖寺等禅宗圣地,给他留下了受用一生的文学记忆。

1922年北上北京,进北京大学预科,开始发表诗和小说。在北大读书期间,广泛接触新文学人物,参加“浅草社”,投稿《语丝》。

周作人是1923年9月第一次见到废名。那时,冯文炳在北大校园里已小有名气。读其文,周作人发现有些“涩",但却喜欢,破例主动为废名《竹林的故事》作序。这让一直崇拜周作人的冯文炳,喜出望外。

1925年10月,废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《竹林的故事》。1929年从北大英文系毕业并留校任教。

1930年,骆驼社创办《骆驼草》时,周作人让废名做实际编辑者,很好地贯彻了周作人提倡的平淡隐逸的文学思想,《骆驼草》成为“京派”作家的重要阵地之一。

废名受聘于北大后,他给北大学子留下怎样的印象?他的学生柴扉在《〈莫须有先生传〉的作者》一文中这样形容废名:

“他说话时不住地摇着他的脚。他的口音很低,好像喉间腻有许多痰。我从他的装束--黑皮帽、呢大衣、驼绒袍——和短短的平头,瘦削的脸,深陷的眼,看他好像是个拘谨的商人。”

废名第一次登上北大讲台,讲的是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。他摘掉头上戴着的黑皮帽后,用深陷的眼睛扫了扫课堂里的年轻学生,然后出声,声音虽然不高,却震耳欲聋:“敝人对《狂人日记》的理解,比鲁迅先生自己了解得更深刻。”

讲台下的学生们一个个都目瞪口呆,然后是人声鼎沸。待课堂安静下来,废名又讲得头头是道,他指出《狂人日记》与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同名,又都写“迫害狂”患者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,自己是读果戈理的《狂人日记》的。

学生们听了他的讲解后,觉得这狂放的老师,还真是有学问、有见识的。

有时,废名确实有些狂傲。一次,他给学生讲修辞炼句,不讲唐宋八大家,也不讲明清小品,而是以自己的(当时还未完成的)长篇小说《桥》中的句子为例说, “日头争不入”一句,就是托出诗境的神来之笔,真是“世上唯有凉意了”。

学生们提问说:“先生是否认为自己是大笔了?”废名笑不作答。

抗战爆发后,废名告别留在北平的老师周作人,回到老家湖北黄梅,在县城一所小学谋得小学教师之职。

从全国文化中心避难到寂静的有禅宗圣地,诵经声萦绕的山村乡野,废名的灵魂是寂寞的,他的心开始向佛,于是,写出了《阿赖耶识论》。

后来,废名将《阿赖耶识论》拿给诗人卞之琳看。当年废名从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,卞之琳刚入北大英文系,也算是废名的学生了。废名对卞之琳说,《阿赖耶识论》是自己“对佛的一种认识”,是“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”的。

而废名的好朋友熊十力(1885-1968年,现代哲学家、思想家)也是研究佛学的,闻此论,大为不屑,二人经常为此争吵不休。邻居早已习惯二人的高声辩论,常常对这两位书呆子一笑了之。

有一天,论争之声戛然而止,众人前去一看,废名与熊十力正扭作一团,相互拳打脚踢。众人忙将二人分开,然后掩嘴窃笑。

同为二人老师的周作人,还将这段有趣的故事写进了《怀废名》一文中:

有余君与熊翁同住二道桥,曾告诉我说,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,大声争论,忽而静止,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,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,但至次日,乃见废名又来,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。

两位书生憨直的举止神态及文化精神,皆现于笔端,是不是有一种“魏晋风流”的感觉呢?

废名

废名作为“京派文学”的代表作家。其代表作有《竹林的故事》、《桥》、《莫须有先生传》、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》等。

废名的小说以“散文化”闻名,他将六朝文、唐诗、宋词以及现代派等观念熔于一炉,并加以实践,文辞简约幽深,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,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人称“废名风”,对沈从文、汪曾祺以及后来的贾平凹等文学大师产生过影响。

本文参考自:《民国清流之大师们的中兴时代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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